荣获了《小说月报》“百花奖”，十分高兴，但听说要写“获奖感言”，又十分犯愁。真是得奖不易感言更不易 ；不易也要写，为了这个我盼望许久的奖。
　　记得当年汪曾祺先生到我们班上来讲课，开首就在黑板上写上了六个大字“卑之无甚高论”，这句话出自何典我忘了，汪先生当时是说过的，但话的意思还明白。谈到文学，连汪先生这样的大家都说没有高论，如我这般蠢货，只怕连低论也不敢有。不敢有也得有，因为我的《牛》得了奖， 因为我很看重这个奖。
　　俗话说吃水不忘打井人，得了奖不能忘了我放过的和我追过的那些牛。一谈牛，就难免谈到所谓的“童年记忆”，一谈到“童年记忆”就难免遭人耻笑，但无论多么聪明的人，只要一耻笑我，就跟对牛弹琴差不多，因为他们的话都是文学理论，而文学理论我根本就听不懂，不是装糊涂，的确是不懂，有好几次我想冒充一下阳春白雪，不懂装懂一下，结果弄巧成拙， 让人摸到了我的底细，就像让贵州的小老虎摸到了驴子的底细一样。
　　我童年时期，正逢“文革”，大人垂头丧气，小孩子欢天喜地。我们那时的一个最大的娱乐项目就是吃过晚饭后到旷野里去追牛。当然是月亮天最好。大人们点着马灯在大队部里闹“革命”，“四类分子”趁着月光给生产队里干活，我们趁着月光在田野里追牛。那时候，就像我在《牛》里写的那样，牛是大家畜，是生产资料，偷杀一头牛是要判刑的，但生产队里根本没有饲草，“革命”时期，明年的生产谁还去想？就把那些牛从饲养室里轰出去，让它们去打野食，能活的就活，活不下去就死，死了就上报公社，公社下来验尸后，证明是自然死亡，然后，就剥皮卖肉，全村皆欢。我们一帮孩子，吃罢晚饭，等到月光上来，就跑到田野里，追赶那些瘦得皮包骨头的牛。
　　“文革”期间，地里不但不长庄稼，连草也长得很少，牛在光秃秃的田野里， 吃不饱，学会了挖草根啃树皮，还学会了用蹄子敲开冰河饮水。我们在月光照耀下开始追牛，起初我们不如牛跑得快，但渐渐地，牛就不如我们跑得快了。我们每人扯住一条牛尾巴， 身体后仰着，让牛带着跑，举头望着明月，犹如腾云驾雾，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那些老弱病残的牛，很快就被我们给折腾死了，剩下的那些牛， 基本上成了野牛，见了人就双眼发红， 鼻孔张开，脑袋低垂，摆出一副拼命的架势。对这样的牛，我们不敢再追了。后来又出了一个谣言，说是有几个刚死了的人的坟墓让这些野牛给扒开了，尸体自然也让这些野牛给吃了。牛野到吃死人的程度，离吃活人也就不远了。因此我们的追牛运动就结束了。这个时期，中国基本上没有文学。
　　“文革”结束后不久，人民公社就散了伙，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家户户都养起牛来，牛的身价猛地贵了起来。人民公社时期说起来很重要实际上根本不当东西的牛，重新成了农民的命根子。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的新时期文学的黄金时代。
　　九十年代以来，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农民对种地失去了热情，年轻力壮的人，大都跑出去打工挣钱，村子里的土地，多被大户承包，再加上小型农业机械的普及，果林的增加和粮田的减少，牛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逐渐成为历史。现在农民养牛的目的， 基本上是养肥了卖肉，社会的商品化， 改变了牛的历史地位，农民与牛的感情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过去，人们常常诅咒那些杀牛的人，说他们死后不得好报，现在，杀牛跟杀猪一样， 成了司空见惯之事。这个时期，我们的文学也失去了它的神圣和尊严，文学创作，也正在变成一种商品生产。
　　我马马虎虎地感到，几十年来， 牛的遭遇与文学的遭遇很是相似，农民的养牛史，活像一部当代文学史。我估计会有很多人反对我的“研究成果”，太下里巴人了嘛！我也想阳春白雪，但学不会，只能是什么人说什么话。
　　最后，我想说，搞文学的同志们， 不要悲观，更不要绝望，科学无论如何发达，农民无论怎样变化，为了耕田而被饲养的牛还是会存在的，因此纯粹的文学还是会存在的。我想，《小说月报》的广大读者之所以奖励我， 并不是因为我的这篇小说写得有多么好，他们奖励的是我这种为了耕田才养牛的精神。
（选自《小说月报第八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获奖作品《牛》）

　　尊敬的主编及各位编辑 ：
　　尊敬的《小说月报》全体良师益友 ：

　　尊敬的中国小说的伴嫁娘们 ：
　　代表本届《小说月报》之“百花奖”获奖作者们发言，乃是我十分情愿的事。情愿的发言一般是无须掺假的。以下是真诚的话语。
　　众所周知，《小说月报》是中国诸文学选刊中发行量最高的；其“百花奖”历来奉行这样一条规则，即评委与读者投票相结合的规则。此规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小说月报》之“百花奖”其实也是在极大的程度上，代表其众多的文学读者，向一届届获奖者颁奖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充分体现着文学与读者相当密切的关系。
　　故我想说，我们虽非沽名钓誉之徒，但确乎的是为奖而来。因此奖的鼓励性、鞭策性、读者参与的积极性， 是足以令我们的创作更加勤奋的，也必然会对我们的创作寄托更高的要求。
　　细想想，当前的世界是多么的不安宁，多么的动荡，多么的危机四伏，而全世界的文化、文艺、文学活动却依然在举行着。这是令人感动的。证明着全人类人性的基本原理，那就是——只要太阳还从东方升起，这世界就不应只有恐怖和惩罚，眼泪和血， 还要继续有歌声，有诗，有小说，美， 和所负载的情愫、思想、忧伤与祈祝……
　　以下一些话，是我特别个人的一种感激。我感激《小说月报》选载了我的短篇《一只风筝的一生》《双琴祭》《喷壶》，并给予了前两篇“百花奖”。至于《喷壶》，也完全是由于《小说月报》的选载，才引起美国加州某学院的注意，编为中文教材。并且，是通过《小说月报》与我联系的。足见《小说月报》在国外也是很有影响的。
　　其实我真正想表达的是——近年我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极想促进中国“报小说” 的繁荣。某一个时期， 我很感慨中国某些报的副刊的消亡 ； 很感慨某些报的副刊的不像样子，越来越没了文学的品格，甚而连文化的品格也谈不上了。鸡零狗碎，乌烟瘴气， 骂骂咧咧，无事生非。
　　于是我想，在那些依然将文化版当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的园地来浇灌的报上，连续不断地发表小说，难道不是一件值得之事吗？进而想，中国最贵的报，也不过一份几角钱。倘只花几角钱买了一份报的人，翻到文化版，竟有一篇小说刊登着，难道他真的会不屑一顾吗？
　　有人回答我 ：当然会是那样。我不太信。
　　具体怎样，我又不太清楚。
　　仅仅因为觉得自己的愿望是好的，于是有了以上小说的产生。

　　既然许多散文家、诗人、杂文家脍炙人口的作品是始发于报的，到了小说这儿，怎么就会不行了呢？
　　我不太信，所以我写了。还有一篇《烛的泪》，《读者》曾头条选载， 正拍为电影。
　　藉此机会，我感激始发那些小说的各报的理解和支持；感激《小说月报》一次次地选载了它们。我认为，这也是《小说月报》对“报小说”的鼓励、鞭策，也是《小说月报》对“报小说” 给予的奖……
　　藉此机会，我吁请我的这几位同行，也将你们的优美作品，投寄向那些欢迎它们的报吧！
　　藉此机会，我郑重地建议报人们， 在报上也给小说一块园地吧！
　　如果，多少年以后，中国人与小说的关系不是更疏远了而是更加密切 了 ；如果大多数中国人， 由于经常读“报小说”而培养起了爱读书的好习惯，那么，我辈岂不是也不枉与文学有此 尘缘吗？
　　我甚至有一个可能十分冒昧的想法——建议《小说月报》在条件成熟之际，牵头召集全国各重视“报小说” 的报家，开一次“报小说”研讨会， 以促进中国“报小说”的发达。
　　最后，代表我的同行们，再次感激《小说月报》为此次颁奖活动所做的一切工作。感激《小说月报》的发行者，《小说月报》的美编者，《小说月报》的每一位成员！
　　我的发言结束。

梁晓声

2001 年 10 月

梁晓声在第九届“百花奖”颁奖大会上发言手稿

　　第九届《小说月报》“百花奖”（2001年），获奖年龄 19 岁，获奖作品 ：中篇小说《“高四”学生》。

　　林潇潇，笔名潇潇。经历过第一次高考的失败，复读一年后考入福建师范大学。入学前用7天时间完成了4万字的中篇小说《“高四”学生》。此作品，先在“中国网络文学大赛” 中被淘汰出局，后在《小说家》（《小说月报•原创版》前身）上头题发表，《小说月报》予以转载。作者将该小说扩展为 20 万字长篇小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篇小说《“高四”学生》封面

　　林潇潇在为《小说月报第九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撰写的“ 创作谈” 中写道 ：

　　“写这篇小说时，我只希望把它作为一份日记的补充和延伸，获得一份为了写而写的快感，获得一份每一天都有过特殊体验的对自己的惊异。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呼之欲出的故事仍在等待敲一声檀板后娓娓道来的说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