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女士 谢女士

　　1986年，谢舒告别故乡南京，飞往纽约陪读。
　　彼时，牛仔裤、摇滚乐等正流行，金融海啸的“黑色星期一”尚未到来，木心即将为艺术家讲解文学史，曼哈顿渐渐成文华人最大的社区。
　　谢舒在纽约见到了不一样的人和事，但让她最震撼的，还是遇到、听到、见到的华人故事：她遇到辗转定居到纽约、仍然惦记深埋故里的金子的镇江老板；遇到一生倾力收藏中国画、默默承接和传递文化记忆的邓仕勋先生；遇到来自台湾的、同样生于动荡时期的谢女士；遇到国内波折国外风光、最后孤独死去的小曹；遇到少女时为抗日军队送信、年老后在美国开诊所的周老太……
　　三十年后，已成为作家、收藏家的谢舒，用史家的透彻眼光、新闻记者的敏锐观察、小说家的文笔，记录下这些人的故事，记录隐没在时间长河中大历史的小细节，记录这个时代下普通人的沧桑与传奇。

　　谢舒，南京人，祖籍江苏江阴。1968年下乡插队，知青。1973年考入军区文工团，歌唱演员。转业后在南京师大工作并读书。1986年到纽约，陪读、打工，并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学位，后去华尔街工作，创业，写作。
　　喜欢看书，也喜欢在家看好看的影视剧，爱开车看路边风景，逛跳蚤市场和古玩店。收养两只流浪猫。
　　作品有《陪读太太》《华尔街石漂》《翡翠女人》，与蔡苏津合著《海外寻奇》。

　　1、陈丹青作序推荐。
　　2、三十余载纽约浮生  四十多个际遇传奇。
　　与其说这是纽约往事，不如说这是华人传奇。三十余载的纽约浮生，不是浮光掠影，而是纵深的时间和延展的空间：从上世纪的七八十年政治风云，写到最近的生活；从百年前美国华工，写到最近的习马会；从餐馆老板、底层打工仔到艺术收藏家、知名文化人和拳拳爱国心的商人，内容极其丰富。
　　3、记录隐没在时间长河中大历史的小细节。
　　辗转定居在纽约的朱老板，来自台湾的谢女士，不断写信呼唤儿子的父亲……他们的人生与时代的大历史（一九四九、国共合作、大饥荒等）相碰撞，身上藏着层层覆层层的含义、隐喻和昭示。他们的遭际，以零碎的片段补贴时代的大景观，让我们看到隐没在历史长河胡总大历史的小细节。
　　4、书写这个时代普通人的沧桑与传奇。
　　人性幽微的细致描述，不是简单的同情或倾诉，而是带着深深的反思和时代的沧桑。

《埋在镇江的黄金》

　　羊头湾，大西洋边一个宁静小镇。隔着多少年月回想，除了一片海水，还有一个故事。

　　那里有家中餐馆叫“顶好”，店主是一对台湾夫妻。多年前一个夏夜，我离开南京到了纽约，马上开始找工作。有个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找到更好的事做，把“顶好”的差事让给了我。小餐馆急于要人，愿意去的人却少，路远底薪少。我毫不犹豫接下来。
　　店面布局合理就不显小，走道上铺着起腻的红地毯，低幽的轻音乐涤荡了俗气。靠厨房的墙上凿了个龛，供财神爷，爷脚下供水果糕点，亮长明灯。
　　朱老板四十多岁，身量矮而板实，走路小跨度呼呼生风，他见我到，上前笑眯眯招呼：来啦？辛苦哇！刚到不歇歇？出来就好！到了美国，美国好啊！
　　他回身撩开厨房外的布帘子，斜欠身子伸头喊：喂！出来！出来沙！人家，怎么称呼你？不行不行，不能叫你名字，谢小姐吧？出来见见噻！
　　爽净的中年女人走出来，甩着手上的水：不好意思正在备料，刚到也不歇歇？美国辛苦哎。老板娘说温软闽南语，跟朱老板的镇江扬州语全不同。她端起桌上的不锈钢水壶，倒了一杯冰水，杯口上的小浮冰咯啦咯啦响。南京没有走远，纽约已在眼前。离愁尚在心底，生忧逼在身旁。
　　星期天饭店十二点开张，朱老板招呼吃午饭。除了我，“顶好”只请一个墨西哥人，骑车送外卖兼洗碗。其余事情一应朱家人做。朱老板接电话接订单，上汤上菜。老板娘身兼大厨二厨。大厨炒菜，二厨抓码配菜。老板娘母亲择菜洗菜撕鸡皮。
　　吃饭时朱老板对我说：谢小姐刚来，不晓得饭店规矩，这块儿跟你说下小费的事。小费的事那个留学生跟我说过，因朱老板自己伺候客人，客人给的小费便由他收，他再分给收拾碗盘的busboy 或者busgirl（餐馆勤杂工），四六开。他拿六。
　　他问我：谢小姐啊晓得美国小费的规矩？小费多就多点，少也没法子，美国饭店都这个样子。在南京我算是劳心者，在美国是劳力者。我能吃苦，怕脏也做出不怕的样子，没有客人时我到厨房帮老板娘干活。吃饭时我主要吃便宜的菜，鱼肉不多吃。我总是笑容满面。
　　朱老板对我印象慢慢不错，说，现在谢小姐晓得打工辛苦了吧？问下子，你啊成家啦？要没得呢，找个美国人结婚，要少吃不少辛苦，绿卡还有希望，我们是第一代过来的，才能让我儿子他们不吃苦，现在啊，不管店里多忙，两个小家伙就是不过来帮忙，好像他们的出息跟我们苦做的餐馆没得关系。
　　朱老板的镇江口音让我分神，眼前是他的人，心思已去了镇江。风光无限的焦山金山，脍炙人口的香醋肴肉，这些离我千万里远的东西，在朱老板的乡音里咀嚼着。有时吃过饭他会给我盛一杯香草冰激凌，我忽然掉下眼泪。

　　一天朱老板跟我说，你做事又快又好，不少事你都能顶下来，这样，以后小费跟你平分，你看阿好？我连摆着手：不用不用，说好四六开的，就四六开，我真的不要。朱老板也就没有坚持，后来对我客气很多，每次吃完饭都要我吃一杯冰激凌，周末收工多给我二十块钱，叮嘱我乘地铁当心。
　　那日午饭，朱老板看看四下无人的厅堂，低声跟我说：谢小姐是南京过来的？我说是啊。他问：你镇江啊有人啊？期待地看着我。
　　我看看朱老板，什么意思？他头朝后一仰，靠在椅背上：关系！有没得政府里头的关系？
　　我想了想说，要看你想做什么了，我家不在镇江，好像没有关系。这个“好像”我不该说，给了朱老板希望。
　　他看看通往厨房的门，说：有件事呢，现在跟你说下子，我老家在镇江，后来到台湾，顺拐又到了美国，阿十几年（二十几年）了。
　　“阿十几年”！乡音无改鬓毛已衰啊。二十年后我的乡音会改吗？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朱老板是最早回国探亲的海外侨胞。回去看谁呢？近亲不是去了台湾就是移居海外，留在镇江的又怎禁得住三番五次的运动和生老病死？朱老板沙里淘金地找到一两个远亲，以免到了镇江抓瞎。
　　飞机降落北京，火车直下南京，大巴径直奔镇江。他跟亲戚说，就想到老宅子去看看。1979年想找到旧居不难，镇江的市容几乎跟1949年前后一样，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和城市改造还没有开始。“十年动乱”刚结束，朱老板不知道什么叫积重难返、百废待兴，所以才会说镇江怎么跟从前不差多少的。
　　朱老板敲了门，对开门人客气地说，你好先生，对不住打搅，不找哪一个，我小时候在这块儿住过，出去多少年了，从美国回来探亲，想进去望望，你看啊行？添麻烦！
　　开门人一听朱老板正宗的镇江口音，又是从美国回来探亲，很客气，说那你进来，进来沙，不客气，随便望，走多少年啦？
　　旧居没有变，却也变了。破了，小了，荒了，屋顶的瓦缝中长出草来，从前严丝合缝的青石地砖，也缺了少了的，一踩一个坑，一踩一脚空，水从缺口沁上来，泪汪汪的。让朱老板最吃惊的是，那个装着他童年美好记忆的院子里，住满了生人，东厢房西厢房住着不同的人家，外面还砌起潦草的小厨房，炊烟从烟囱里冒出来。把个曾经气派的四合院，住得一塌糊涂面目全非。
　　记忆是靠不住的，从前是回不去的。
　　朱老板在院子里看了一圈，抬头细细打量那棵树，特别是树根。然后把房子也看了一转，一扇门一扇窗都没有漏脱，斑斑驳驳的，人生风雨在那里留下瘢痕。他很想进屋看看，但又不能跟住在里面的人说，啊能让我进去望望？那是人家睡觉吃饭的地方，哪能随便望呢？朱老板望洋兴叹，不知哪一扇门是那一扇门。
　　朱老板把迷惘压进心底，对开门的人客气地说：细细（谢谢）你啊。就走了。
　　第二天朱老板找到有关方面，受到外事部门的接待。他把事情说了个大概，那老宅子是他家的祖产，当年爷爷奶奶花了多少光洋买下来的，全家十好几口子都住里面。后来都跟爷爷奶奶去了台湾，现在他人在美国，爷爷奶奶去世多年了，回来看看，这房子不知能不能要回来？
　　有关方面的同志对这个问题不做答复，深奥莫测而和蔼地笑。怎么是你的祖产呢？朱老板带着脆黄的房契跑了两趟政府，努力了两次，没有答复，失望回到纽约。
　　第二年朱老板又去了趟镇江，又到老宅去了一次，又找到政府有关方面，问了同样问题，得到同样答复。朱老板很灰心，天上飞来飞去的为一栋老宅，什么时候是个完呢？他一个小小旅美华人，有什么办法？怀着这样的沮丧，他回到了纽约。但他的心留在了老宅子里。向我打听关系的时候，他要说的就是为什么念念不忘那个破败的老宅子。

　　朱老板的爷爷到台湾不久就去世了。七十年代初，奶奶也不行了，在病榻上，老太太拼足力气跟站了一圈的人交代后事，她对凑在耳边的长子说：“老——宅——子——埋——了——金——子。”说完挣扎了很久，咽气。站在一边的人先不明白什么事，等明白过来，都晚了。早点个说噻，多说几句噻。就一句：“老——宅——子——埋——了——金——子。”
　　埋在什么地方？房间里还是院子外？哪间房子？地下还是夹墙？外面的话在哪个方位，是不是墙角？是不是树下面？埋了多少？金条还是金块？木箱还是缸？
　　老太太带着她和老爷子深埋心底的秘密，客死异乡。把心神不定留给了子孙。
　　朱老爷子夫妻早年在镇江开酱园店。朱老板说他不晓得生意做得大不大，反正日子蛮好过就是，有鱼有肉。一个酱园店能积攒多少黄金？大致不会是很大数字，如果是很大数字的黄金，怎么埋到地里？那时早有钱庄了，大户人家用钱票，小户人家埋黄金。国民党快撤退时，一派混乱景象，什么货币都不值钱，早早晚晚地，米面都买不成了。只有黄金坚挺。1949年前后买卖古玩，什么法币、金圆券、袁大头，都不作数，只收黄金。
　　1949年的一天夜晚，老爷子带着一家老少在镇江码头上船，离开大陆了去台湾了。为什么要离开镇江，朱老板没有说，也说不清，那时他才十岁左右。改朝换代时，很多决定都是一念之差，并无老谋深算。台湾那么多年，日子过得不怎么顺心，从头来起谈何容易。很多随去台湾的人，多有不少苦衷，也说不清了。老爷子临了也不提黄金，还是老太太露了一句。还不如不露。可能老爷子认为不会走太久，日后回来挖出来就是了。没想到，再没能回去。

　　朱老板从台湾移民到美国，把祖父母和父亲对黄金的心心念念也带到了美国，可无论台湾还是美国，都跟大陆隔江隔海，回不去。后来大陆开放了，外国人和华侨能去了，朱老板的心立刻活转，想到的第一件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镇江，找旧居，摸清楚埋的黄金还在不在。
　　于是出现前面所提到的情景。私房收为公有，你不能买，也不能租，更不能跟政府说自己要去挖黄金。他在旧宅子转的时候，其实也弄不清黄金埋在哪个方位。老太太留下的一句话，是个谜。也许在树下？可那棵树又不像参天大树。1949年到1979年，什么树不顶天立地？即便那树下埋着黄金，他也不能拿了锹去挖，里面住的是镇江市民，他凭什么到人家院里挖地？朱老板也想过跟住在老宅子里的人商量，说服他们同意他挖，挖出来的黄金分给他们一点。可转念想想，那是很愚蠢的念头，人心怎么测？
　　万一黄金埋在房子里头就更麻烦。哪家人搬出来让他进去挖？那么多房间，不能一间一间挖吧？所以朱太太经常摔一句话说：真不晓得老太太怎么想？要么不说，要么说全，这不弄死人吗？
　　忽然碰到我这个大陆到美国打工读书的，故城南京离镇江不远，一段日子看下来觉得我不那么贪心，就跟我说了这个心思：谢小姐，你啊能找个男的留学生，愿意跟我去镇江？人要靠得住，跟我去把黄金挖出来！挖出来把他一半，你的这份我们两边出把你！你看呢？
　　我没有答话。
　　朱老板想把饭店生意放一放，让老婆和丈母娘顶着，自己回镇江做长期打算，先租个地方住下来，慢慢争取把整个旧居租下来，不是不能买吗，租总可以吧。只要住进去，事情就好办了，大门一关，随便在里面怎么挖。
　　这个计划他一个人不能完成。靠两个儿子？他们自小长在美国，根本不了解中国，不会跟他去挖地道，听了只是笑笑。但两袖清风到美国留学的人不一样，急需要钱，年轻，身体好，脑子灵光，重赏之下没有勇夫勇妇？但朱老板没有想过这里的风险。倒也不是一应的麻烦和困难，而是谁能确保那栋老宅子下面，一定埋着黄金？埋了多少？不多的话值得回去挖吗？开个酱园店，就是有一千两黄金，又怎么样呢？多的话怎么装在箱子里带走？
　　这么一问朱老板，他也点头，说也是，你有道理，但这个是我爸爸说把我听的，应当没的错。
　　我问他为什么老太太不早点说，脑子清楚的时候说，不是就没有麻烦了吗。朱老板说：就是这话嘛！
　　我建议他去找当地政府说明情况，开放了，也许能正大光明回去挖呢？朱老板哈哈大笑，说小姐啊 你真天真，哪有人会挖了黄金出来就归你啦？这种事情就是在台湾，也是不能保证的呢。
　　我说：你不是说是你家的吗，不是你家你怎么会知道那个旧宅子呢？不是有房契吗？
　　朱老板说这是你的道理，到镇江就不是这个道理了，要挖黄金只能偷偷挖，挖出来偷偷带走。可是朱老板想的还是挂一漏万，没有想到黄金挖出来，怎么带出海关，十斤八斤也许行，还要藏好不被发现。可是十斤八斤的黄金值得千里迢迢从美国回去吗？
　　能想到的挖黄金须知和困难，我一句句说出来，把朱老板的兴头给说掉了，问题实在很多，难度实在很高。没有万全之计。朱老板喟然长叹。
 
　　打工的日子里，朱老板时不时提到埋在镇江的黄金，口气无限惋惜，也有怨怼，怪老祖宗不该把黄金埋在宅子家院里，一旦住人就进不去了。他自言自语说，金子要埋在院子的树下面，不是省事多了吗？午饭后的时间多是择菜，为晚饭备料。我边择豆角边说，埋在外面就更没法挖了，里三层外三层站着人看你挖？真有黄金，挖出来能拿走吗？黄金上又没有刻着“朱”，就是刻着“朱”，镇江姓朱的又不是你一家。朱老板恍惚地点头：就是这话，就是这话。
　　那是一个苦闷的夏天，人生地不熟，完全忘记本来的自己是个什么自己。好在朱老板一家人对我不错，没事就说几句埋在镇江的黄金，这是一个梦想，也是一点乐趣。他无限的感叹舒缓了我的惆怅。原本觉得朱老板自己开餐馆，挣的钱一定不少，可再想想那也是他的辛苦钱，如果他挣的钱多得不得了，还会对埋在镇江的黄金念念不忘吗？
　　一天，朱老板五短手指拍在桌子上，决绝地说：算啦！谢小姐，这个事情，日后不提了，只当没得这个黄金！老太太要不留一句话，还不是日子照过！你真找到了，要来分的人忽然就多了，怎么弄？
　　八年抗战胜利，四年内战结束。战争带给老百姓的，都是动荡。两岸风雨无定。撤离大陆的上一代人不管有无在大陆留下财产，都难。朱家的这点黄金，难道不说明他家三代人都没有定心过日子吗？每个富裕的家庭，多半是第一代人的艰苦劳作加上缜密的心机和手段，还有时机时运，才得积蓄财富。他们积蓄财富，除了是人生抱负，也为后代，要是这些钱既没有给到后代，也没有用来回馈社会做善事好事，那真是白费。打仗是动荡的，老百姓流离失所，生离死别，远走他乡不得再回故土，给幸存的人留下游丝一般纤细却又牢不可破的念想。

　　后来我辞去“顶好”的工，四处打工挣钱挣学费，没再见过朱老板。偶然在电视新闻上听到“羊头湾”三个字，就会想到他，想到埋在镇江的黄金。
　　三十年来，中国的房地产业疯了一样发展，镇江也大兴土木，朱老板家在城中心的老宅子逃得过吗？多半已盖上了高级公寓或者商务大楼。在开发商平整土地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地下有黄金？挖出来是上缴还是藏起来？也可能，黄金仍旧埋在镇江某个角落的地下，归于自然。
　　有一年回南京探亲，随家人去镇江吃河鲜。又见焦山金山，长江万里东流水。站在山上望远，心情静极而起荡漾。
　　走在镇江的街上，好像闻到香醋肴肉，刺激而诱人。我说：哪里去吃镇江肴肉，蘸镇江香醋？
　　姐说，你出国那么多年，普通话一点儿没变啊。
　　忽就想起当年初见朱老板，他终生未改的镇江口音。仿佛已经十分遥远，十分遥远了。朱老板小时生活的镇江，和我小时去玩的镇江，是隔着岁月和现实的。但是那一刻全都汇集在我眼前，心中，脚下。
　　朱老板家的老宅子，不知在哪一带，即便知道，也被新楼替代了，了无旧迹。谁还记得朱家宅子？知道那地底下曾埋着金子？
　　在行人如鲫的街上，我忽然站住，心中慌乱，思绪莫名袭来。好像脚下就是朱老板家埋的黄金。我知道他找不回来，第一次听他说就知道找不回来。像很多人家的故居旧宅、字画金石、珠宝翠钻、日记旧信，找不回来。像光阴找不回来，枉死的人找不回来，破碎的家庭找不回来，毁了的信任找不回来。但所有这些失落在乱世中的珍爱，都在记忆中，天不可灭，地不可埋。

近乎小说的记忆

陈丹青

　　海外华人写下的闲书，多多少少，近年或许常在大陆出版，照实说，我很疑心这类闲书会有多少读者。早先的留学生文学、晚近的移民写作，虽则多有可写可说者，甚或夹带不少传奇，然与中原产出的文学一比较，究竟是边缘而零落的经验，不易捉拿人心。换在二三十年前，有谁去了域外，写了什么，发回来，读者尚有一窥留洋生活的好奇心，现在呢？
　　现在是连纸本书的读者亦告零落而边缘了。就我所知，倒是越来越多活在异域的中国人，稍有闲暇，便即忙着搜寻网络，打探母国的种种八卦——“讯息”，如今比“阅历”更能传播生效，俘获读者，谁还果然在乎他人的阅历么？曾几何时，一个人的阅历（不管什么阅历）恐怕等于讯息，而讯息（不管什么讯息）将要替代人的阅历了。
　　论阅历，五零后四零末这茬人，可谓多矣。有如一组庞大过滤器的经过之物，我们集体穿越了红色年代、饥荒岁月、文革风云、上山下乡、高考回城等等大戏，最后，若干事主居然得了机票，飞出国门……在这大抵相似而角色各异的共和国剧情中，眼下，我们无可抵赖地老了，人人肚子里一长串记忆，一大堆故事，感触、感慨、感悟，更是说不完——谢女士，便是其中一位，不但身份典型，阅历也典型。
　　谢女士是红二代（因此她对政治运动的切肤之痛，其实有甚于平民），是下乡知青（因此她对穷乡与穷人的认知，或许有甚于她的革命父母），是军区文工团演员（因此她免除了那代人普遍的自哀自苦，成为蹉跎路中的骄子），她也是八十年代新文学兴起后的热情书写者之一（因此她发现自己除了表演，更热爱表达：十多年前，我曾有幸读到她的长篇小说的打印稿），经她坦然而生动的自述，出国后，她也曾出入于多数留洋者曾经出入的故事情节：做保姆、当雇员、求职、失业、创业……终于她渐渐地与夫婿相偕成为平心静气的成功者，在闲适而自尊的晚年生活中，坐下来，搅动记忆，写出这本书。
　　海外华人写作者（女性居多）大抵都有一种被海外经历所赋予的倾诉欲，加上无以安顿的前半生记忆，我们个个觉得仿佛做了两世人。人生一世，可记可述者已然太多，何况两世！这真是写作的财富，而也是写作的难：倾诉什么？怎样倾诉？倾诉给谁听？谢女士是练过长篇小说的写手，她会观察，而且存着太多的细节，她会将细节悄悄连接这代人多到近乎错位的身份与记忆，然后，在她自己的种种故事背后，读者或许能在谢女士的个人经历之外，读到些别的什么。
　　那是什么呢？这可要读了之后，才能感知。
　　而女性下笔不免有啰嗦之弊，爱写作的女性一朝出国，尤有说不完的话——往好了讲，便是笔调的细腻、度人的体贴、处事的认真。我不敢说读了此书的每一个字，但谢女士记性之好，兴致之高，我是宁可当中短篇小说读。如今我已到了读不进小说的年龄，反而是讲述真人真事的散文、随笔、记述——我不知该怎样定义谢女士的体裁，也不在乎她是用的什么体裁——能使我读下去，并在谢女士亲历的异国琐碎中，读到些别的什么。
　　那是什么呢？这也要读了之后，才能感知的。
　　我期待谢女士或者可以走回小说的创作。多年前，我曾给自己杂乱的记忆写过数十篇短稿，题曰“多余的素材”，意思是说，我没有使这些素材成为小说的本领。现在，谢女士的私人故事使我无端觉得，她有可能走近，以致，几几乎进入小说的门槛——譬如纽约江湖的镇江老板仍然惦记深埋故里的金子，譬如死于骨癌的“小曹”，早先曾经是怎样一个人，再譬如谢女士对我描述文革抄家时闯进家门的红卫兵同学中，有一位是如何地英俊……那是小说呀，谢女士！虽然起步经已嫌迟，但我辈今世所能亲历或目击的往事，想起来，写下去，是都可以当做小说看待的。
　　不记得是谁的话了：“小说，是前世的记忆”。真有所谓“前世”么？当我们这些活了两世的人写下亲历的种种故事，搁笔复读，常在当世与隔世之间，恍然迷失，将信而将疑。不晓得谢女士成稿之后，是否有同样的感慨。
　　2016年6月30日写在乌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