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为时代背景，以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活为主线，形象、真切地描绘了以小羊圈胡同住户为代表的各个阶层的形象；将反抗与顺从的选择，国家与个人的选择种种艰难的选择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同时，作品讴歌、弘扬了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贞高尚的民族气节，气度恢弘，可歌可泣。

　　老舍（1899—1966），本名舒庆春，字舍予。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家、京派文学领袖、杰出的语言大师，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幽默风趣是他作品语言的总体风格特色，因此，他又有“幽默小说家”的称号。代表作品有《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茶馆》《龙须沟》《我这一辈子》《济南的冬天》等。

　　《四世同堂》原稿校注版 

　　展现屈辱血泪史里摇晃挣扎的人性 

　　老舍研究会副会长傅光明推荐 

　　送老舍语录手帐

　　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在他的壮年，他亲眼看见八国联军怎样攻进北京城。后来，他看见了清朝的皇帝怎样退位，和接续不断的内战；一会儿九城的城门紧闭，枪声与炮声日夜不绝；一会儿城门开了，马路上又飞驰着得胜的军阀的高车大马。战争没有吓倒他，和平使他高兴。逢节他要过节，遇年他要祭祖，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公民，只求消消停停的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即使赶上兵荒马乱，他也自有办法：最值得说的是他的家里老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这样，即使炮弹在空中飞，兵在街上乱跑，他也会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灾避难。

　　为什么祁老太爷只预备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呢？这是因为在他的心理上，他总以为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不管有什么灾难，到三个月必定灾消难满，而后诸事大吉。北平的灾难恰似一个人免不了有些头疼脑热，过几天自然会好了的。不信，你看吧，祁老太爷会屈指算计：直皖战争有几个月？直奉战争又有好久？啊！听我的，咱们北平的灾难过不去三个月！

　　七七抗战那一年，祁老太爷已经七十五岁。对家务，他早已不再操心。他现在的重要工作是浇浇院中的盆花，说说老年间的故事，给笼中的小黄鸟添食换水，和携着重孙子孙女极慢极慢的去逛大街和护国寺。可是，芦沟桥的炮声一响，他老人家便没法不稍微操点心了，谁教他是四世同堂的老太爷呢。

　　儿子已经是过了五十岁的人，而儿媳的身体又老那么病病歪歪的，所以祁老太爷把长孙媳妇叫过来。老人家最喜欢长孙媳妇，因为第一，她已给祁家生了儿女，教他老人家有了重孙子孙女；第二，她既会持家，又懂得规矩，一点也不像二孙媳妇那样把头发烫得烂鸡窝似的，看着心里就闹得慌；第三，儿子不常住在家里，媳妇又多病，所以事实上是长孙与长孙媳妇当家，而长孙终日在外教书，晚上还要预备功课与改卷子，那么一家十口的衣食茶水，与亲友邻居的庆吊交际，便差不多都由长孙媳妇一手操持了；这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所以老人天公地道的得偏疼点她。还有，老人自幼长在北平，耳习目染的和旗籍人学了许多规矩礼路：儿媳妇见了公公，当然要垂手侍立。可是，儿媳妇既是五十多岁的人，身上又经常的闹着点病；老人若不教她垂手侍立吧，便破坏了家规；教她立规矩吧，又于心不忍，所以不如干脆和长孙媳妇商议商议家中的大事。

　　祁老人的背虽然有点弯，可是全家还属他的身量最高。在壮年的时候，他到处都被叫作“祁大个子”。高身量，长脸，他本应当很有威严，可是他的眼睛太小，一笑便变成一条缝子，于是，人们只看见他的高大的身躯，而觉不出什么特别可敬畏的地方来。到了老年，他倒变得好看了一些：黄暗的脸，雪白的须眉，眼角腮旁全皱出永远含笑的纹溜；小眼深深的藏在笑纹与白眉中，看去总是笑眯眯的显出和善；在他真发笑的时候，他的小眼放出一点点光，倒好像是有无限的智慧而不肯一下子全放出来似的。

　　把长孙媳妇叫来，老人用小胡梳轻轻的梳着白须，半天没有出声。老人在幼年只读过三本小书与六言杂字；少年与壮年吃尽苦处，独力置买了房子，成了家。他的儿子也只在私塾读过三年书，就去学徒；直到了孙辈，才受了风气的推移，而去入大学读书。现在，他是老太爷，可是他总觉得学问既不及儿子——儿子到如今还能背诵上下《论语》，而且写一笔被算命先生推奖的好字——更不及孙子，而很怕他们看不起他。因此，他对晚辈说话的时候总是先楞一会儿，表示自己很会思想。对长孙媳妇，他本来无须这样，因为她识字并不多，而且一天到晚嘴中不是叫孩子，便是谈论油盐酱醋。不过，日久天长，他已养成了这个习惯，也就只好教孙媳妇多站一会儿了。

　　长孙媳妇没入过学校，所以没有学名。出嫁以后，才由她的丈夫像赠送博士学位似的送给她一个名字——韵梅。韵梅两个字仿佛不甚走运，始终没能在祁家通行得开。公婆和老太爷自然没有喊她名字的习惯与必要，别人呢又觉得她只是个主妇，和“韵”与“梅”似乎都没多少关系。况且，老太爷以为“韵梅”和“运煤”既然同音，也就应该同一个意思，“好吗，她一天忙到晚，你们还忍心教她去运煤吗？”这样一来，连她的丈夫也不好意思叫她了，于是她除了“大嫂”“妈妈”等应得的称呼外，便成了“小顺儿的妈”；小顺儿是她的小男孩。

　　小顺儿的妈长得不难看，中等身材，圆脸，两只又大又水灵的眼睛。她走路，说话，吃饭，作事，都是快的，可是快得并不发慌。她梳头洗脸擦粉也全是快的，所以有时候碰巧了把粉擦得很匀，她就好看一些；有时候没有擦匀，她就不大顺眼。当她没有把粉擦好而被人家嘲笑的时候，她仍旧一点也不发急，而随着人家笑自己。她是天生的好脾气。

　　祁老人把白须梳够，又用手掌轻轻擦了两把，才对小顺儿的妈说：

　　“咱们的粮食还有多少啊？”

　　小顺儿的妈的又大又水灵的眼很快的转动了两下，已经猜到老太爷的心意。很脆很快的，她回答：

　　“还够吃三个月的呢！”

　　其实，家中的粮食并没有那么多。她不愿因说了实话，而惹起老人的罗嗦。对老人和儿童，她很会运用善意的欺骗。

　　“咸菜呢？”老人提出第二个重要事项来。

　　她回答的更快当：“也够吃的！干疙疸，老咸萝卜，全还有呢！”她知道，即使老人真的要亲自点验，她也能马上去买些来。

　　“好！”老人满意了。有了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就是天塌下来，祁家也会抵抗的。可是老人并不想就这么结束了关切，他必须给长孙媳妇说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日本鬼子又闹事哪！哼！闹去吧！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连皇上都跑了，也没把我的脑袋掰了去呀！八国都不行，单是几个日本小鬼还能有什么蹦儿？咱们这是宝地，多大的乱子也过不去三个月！咱们可也别太粗心大胆，起码得有窝头和咸菜吃！”

　　老人说一句，小顺儿的妈点一次头，或说一声“是”。老人的话，她已经听过起码有五十次，但是还当作新的听。老人一见有人欣赏自己的话，不由的提高了一点嗓音，以便增高感动的力量：

　　“你公公，别看他五十多了，论操持家务还差得多呢！你婆婆，简直是个病包儿，你跟她商量点事儿，她光会哼哼！这一家，我告诉你，就仗着你跟我！咱们俩要是不操心，一家子连裤子都穿不上！你信不信？”

　　小顺儿的妈不好意思说“信”，也不好意思说“不信”，只好低着眼皮笑了一下。

　　“瑞宣还没回来哪？”老人问。瑞宣是他的长孙。

　　“他今天有四五堂功课呢。”她回答。

　　“哼！开了炮，还不快快的回来！瑞丰和他的那个疯娘们呢？”老人问的是二孙和二孙媳妇——那个把头发烫成鸡窝似的妇人。

　　“他们俩——”她不知道怎样回答好。

　　“年轻轻的公母俩，老是蜜里调油，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真也不怕人家笑话！”

　　小顺儿的妈笑了一下：“这早晚的年轻夫妻都是那个样儿！”

　　“我就看不下去！”老人斩钉截铁的说。“都是你婆婆宠得她！我没看见过，一个年轻轻的妇道一天老长在北海，东安市场和——什么电影园来着？”

　　“我也说不上来！”她真说不上来，因为她几乎永远没有看电影去的机会。

　　“小三儿呢？”小三儿是瑞全，因为还没有结婚，所以老人还叫他小三儿；事实上，他已快在大学毕业了。

　　“老三带着妞子出去了。”妞子是小顺儿的妹妹。

　　“他怎么不上学呢？”

　　“老三刚才跟我讲了好大半天，说咱们要再不打日本，连北平都要保不住！”小顺儿的妈说得很快，可是也很清楚。“说的时候，他把脸都气红了，又是搓拳，又是磨掌的！我就直劝他，反正咱们姓祁的人没得罪东洋人，他们一定不能欺侮到咱们头上来！我是好意这么跟他说，好教他消消气；喝，哪知道他跟我瞪了眼，好像我和日本人串通一气似的！我不敢再言语了，他气哼哼的扯起妞子就出去了！您瞧，我招了谁啦？”

　　老人楞了一小会儿，然后感慨着说：“我很不放心小三儿，怕他早晚要惹出祸来！”

《四世同堂》：中国抗战文学的扛鼎之作

 傅光明

　　老舍曾说，“血光杀声里有大时代的真面目。尽管所见者只是一事一人一角落，可是既经看到，便是好的资料。……以热情的文字写面前的杀声炮火，就足以动人。这些事是抗战的铁证，这些文字是真实的记录。”

　　老舍在抗战期间，随时把这些“好的资料”运用到创作上，除写了大量宣传抗日的话剧，因为“现在我们说，文艺的工作就是宣传。”更主要还是构思酝酿并精心打造他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老舍的《四世同堂》是抗战期间一部不可多得的反省文化和人性的伟大之作，是中国人们抵抗日本侵略者从艰难走向胜利的“铁证”，是“以血为墨及时的记录下民族伟大的经验”，同时又有着超越时代的思想和精神价值。

　　1939年9月至12月，老舍被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派遣参加北路慰问团，到西北去慰劳抗战将士，到延安地区访问。刚刚抵达延安的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就赶到慰问团下榻的地方看望，并设宴招待全体成员，而后又和大家一起乘车来到中央大礼堂参加延安各界召开的盛大欢迎联欢会。老舍代表慰问团致欢迎辞。后随慰问团参观了延安抗大，八路军政治部等处。又到米脂、榆林等地体验延安地区的生活面貌。此行在他1942年出版的作为“抗战文艺丛书第一种”的长诗《剑北篇》中有所反映——“由夏而冬，整整走了五个多月，共二万里。”这堪称老舍的长征！

　　对于老舍，“大时代到了，大时代的文艺，不用说，必是以民间的言语道出民族死里求生的热情与共感。”他真切的感到，“每逢社会上起了严重的变动，每逢国家遇到了灾患与危险，文艺就必然想充分的尽到她对于人生实际上的责任，以证实她是时代的产儿，从而精诚的报答她的父母。在这种时候，她必呼喊出‘大时代到了，’然后她比谁也着急的要先抓住这个大时代，证实她自己是如何热烈与伟大——大时代须有伟大文艺作品。……伟大文艺必有一颗伟大的心，必有一个伟大的人格。这伟大的心田与人格来自写家对他的社会的伟大的同情与深刻的了解。”

　　《四世同堂》是老舍献给“大时代”的“伟大文艺”！

　　1943年底，胡絜青为刚刚故去的老舍母亲办完丧事，带着孩子，离开北平，千里跋涉，赶到重庆。老舍把家安在了北碚。胡絜青向老舍介绍着她所见所感的北平沦陷区百姓的生活和遭际，这使老舍的脑中浮现出一幅清晰的文学地图，人物的命运安排，小说的结构布局，就在这幅地图上铺展开来。这样的构架产生了近百万字的《四世同堂》三部曲：《惶惑》、《偷生》和《饥荒》。

　　老北京是老舍的文学之根，创作之魂，是孕育老舍文学生命的胎宫。如老舍所说：“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予的。”“北平是我的家，一想起这两个字就立刻有几百尺‘故都景象’在心中开映。”（《我怎样写〈离婚〉》）老舍在抗战前，已写过八部长篇和几十个短篇。虽然几乎都是在天津、伦敦、南洋、济南、青岛等地居住的时候写的，但在他所写的一百几十万字里十之七八是描写北平。道理很简单——“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仁茶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京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

　　事实上，老舍不仅没有逃避现实，尤其可贵的是，抗战中的老舍几乎始终用自己的创作和行动挺立在“砸地狱之门”的文艺队伍的潮头。1944年4月15日晚7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文运会大礼堂举行座谈会，讨论有关文艺与社会风气等问题。对当时的文学生态，老舍颇为不满，以为“目前，一般文学家，往往迎合一般人情绪松弛，生活日堕之风气，写出与抗战无关之作品，为害实深。”他表示，“文学家应该誓死不变节，为转移风气努力。耶稣未出世前即有施礼的约翰，文艺家应拿出在今日文艺的荒原上大声疾呼之精神，为后一代子孙开一条大道。”

　　老舍希望作家们能在抗战大时代以“转移风气”的创作履行和实践奉献与牺牲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年，老舍开始动笔写作《四世同堂》。更值得注意的是，老舍在这部小说中刻意塑造了一位敢于牺牲的理想人物——诗人钱默吟。在钱诗人和祁瑞宣这两个人物身上，交织着一种勇于牺牲、肯于“舍予”的“国家至上”信仰。事实上，抗战中的老舍正像钱诗人一样，“一切似乎都和抗战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像瑞宣一样，“决定好，无论受什么样的苦处，他须保持住不投降不失节的志气。……爱和平的人而没有勇敢，和平便变成屈辱，保身便变为偷生。”对人物的描写恰恰是抗战中的老舍自况。

　　老舍在描写钱默吟时，一方面明显是在刻意使用“十字架”的字眼来凸显他的基督精神：在瑞宣眼里，钱诗人简直就像钉在十字架上的耶酥，他有敢于负起十字架的勇敢；在陈野求眼里，他就是“一个自动的上十字架的战士。”另一方面，又似乎在不经意间显示出与钱诗人“十字架”命运的关联，在写冠晓荷带着日本宪兵抓捕钱诗人时，将向日本人出卖钱诗人的冠晓荷比为出卖耶酥的犹大：“他看到冠晓荷向身后的兽兵轻轻点了点头，像犹大出卖耶酥的时候那样。”文字看似那么的随意，却将“光明与黑暗”这一《圣经》主题彰显出来。

　　意味深长的是，老舍反复渲染瑞宣对宗教有一种矛盾的态度：在祷告中心里会舒服一点，甚至“当他觉得心里舒服一点的时候，他几乎要后悔为什么平日那么看不起宗教，以致缺乏着热诚，与从热诚中激出来的壮烈的行动。可是，再一想，那些来到中国杀人放火的日本兵们几乎都带着佛经，神符，和什么千人针；他们有宗教，而宗教会先教他们变成野兽，而后再入天堂！”

　　“瑞宣，既是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会求神或上帝来帮助他自己和他的国家。他只觉得继续抗战是中国的唯一的希望。他并不晓得中国与日本的武力相差有多少，也几乎不想去知道。爱国心现在成了他的宗教信仰，他相信中国必有希望，只要我们肯去抵抗侵略。”

　　在狱中备受折磨的钱默吟出狱之后，他的痛苦对瑞宣像是一种警告。老人的哀鸣与各处的炮火仿佛是相配合的两种呼声：“旧的历史，带着它的诗，画，与君子人，必须死！新的历史必须由血里产生出来！”正是在这样的信仰之下，瑞宣心甘情愿地常常去看望并伺候出狱以后的钱诗人。“伺候钱诗人差不多成了瑞宣的一种含有宗教性的服务。有一天不来，他就在别种郁闷难过而外又加上些无可自恕的罪过似的。”“看着昏睡的钱老人，瑞宣就这么东想想西想想。一会儿，他觉得自己是有最高文化的人——爱和平，喜自由，有理想，和审美的心；不野调无腔，不迷信，不自私。一会儿，他又以为自己是最最没有用处的废物；城亡了，他一筹莫展；国亡了，他还是低着头去作个顺民；他的文化连丝毫的用处也没有！”

　　总之，不论从哪个角度说，《四世同堂》都称的上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作，更是中国抗战文学的抗鼎之作。老舍被誉为语言大师、幽默大师。的确，老舍是带着幽默登上文坛的，幽默成了他的标签。诚然，老舍的幽默一直因人而异，这一点在《四世同堂》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于正直善良的人，如祁老太爷，是温和的；对于恣意要讽刺、挖苦及至批判的对象，像瑞丰、冠晓荷、大赤包等，则是采取近乎夸张的手法将许许多多的细节活灵活现地漫画出来。

　　《四世同堂》是一幅史诗性的画卷，篇幅在老舍小说中最长。它幽默而艺术地把日军侵略军蹂躏下北平城的血泪悲苦命运，浓缩在一条不起眼的“小羊圈”胡同的“葫芦肚”里。若与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话剧经典名作《茶馆》联系起来看，祁老太爷的“小羊圈”何尝不是王掌柜的老裕泰“茶馆”！事实上，反之亦然，两者都是以社会下层城市贫民的苦难来放映时代大舞台的历史风云。众多的人物替换，众多的命运更迭，将被侮辱与被摧残的民族毛孔里的血滴在史卷的画布上，那凝固的血里有愚昧、麻木、落后、残暴、蹂躏，也有反抗和觉醒。正如老舍所写：“死亡，在亡国的时候，是最容易碰到的事。钱家的悲惨景象，由眼中进入大家的心中；在心中，他们回味到自己的安全。生活在丧失了主权的土地上，死是他们的近邻！”

　　今天，当我们由《四世同堂》谈到爱国时，便只有这一句话：爱我中华！

201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