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以下两个选项，必须从中选一个，你会怎么选？

A：真空中的光速变快十万分之五，也就是说，从约299,792,458米/秒，增大到299,807,446米/秒。

B：猪肉价格增大一倍，也就是说，从20元/斤增多到40元/斤。

如果拿着这道选择题去问民众，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会选B，因为我们搞不懂真空光速的极其微小变化会有什么影响，但猪肉价格暴涨会给生活带来的压力，却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光速变快对我们生活带来的影响会远远大于猪肉涨价，因为真空光速是我们这个宇宙中最为核心的几条规则之一，它的微小变化会带来一连串的灾难性后果。别的不说，按照E=mc²，光速加快十万分之五将使核聚变释放的能量增大万分之一——换句话说，太阳辐射增加的能量可能直接把地球变成火热的地狱。到那时，地球上将不再有人类生存。而这，在宇宙尺度上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影响，要知道，整个银河系都有可能崩解湮灭。

很多人只能看到眼前的庸常，觉得宇宙中的宏大真理只是科学家们的研究对象，最多只是茶余饭后的佐料，和自己毫不相关。然而，当我们熟悉的宇宙出现些微变故时，那种影响不仅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甚至会颠覆掉我们熟知的一切。

《群星》一书中也有两个世界，一个是遥远宇宙中的璀璨群星，另一个是现实中的庸常人生。两者看似互不相干，但因一位名叫汪海成的理论物理学家，它们交缠到了一起，难分彼此。

宇宙星空中有许多堪称“终极”的谜题，其中最让我们人类在意的，莫过于“费米悖论”。195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费米在和别人讨论飞碟及外星人问题时，突然冒出一句：“他们都在哪儿呢？”

这一疑问看似简单，实际蕴含了一系列让人细思恐极的疑惑：宇宙中有万亿星辰，其中理应存在着比我们人类进化时间早百万甚至上亿年的外星智慧生命，既然我们人类在经历了几百万年的进化后，就有了登上月球乃至把“旅行者一号”送出太阳系的能力，那么比我们进化早很多的外星人应该早就可以发现了地球，并且主动和我们交流了。然而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发现任何确凿无疑的外星生命痕迹，这到底是为什么？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还是没有发现与外星人有关的蛛丝马迹，科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对费米悖论有千奇百怪的解答，但哪一个都无法实证。另外，费米悖论也成为了科幻小说家最为喜爱的创作题材之一，比如在刘慈欣的《三体》系列中，就用自创的“黑暗森林法则”完美解释了费米悖论。

《群星》一书的核心谜题同样与费米悖论有关。

我们人类在不久的未来终于发现了外星人的影踪，并且从星空中获得了一小段神秘的信息，由此制造出足以改变全世界的“构造体”。小说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近未来的世界景象：“可控核聚变”的成功让人类彻底告别了能源短缺问题，生物基因技术让人类成为新的物种，世界各国全面洗牌重组……而这一切，仅仅发生在短短五年之内。就像智能手机彻底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方式一样，来自外星的神秘力量让小说中的人类迈入了新纪元。

然而，科学家们对外星人向地球传授“构造体”制造方法的目的讳莫如深，这种未知带来的是萦绕心头的惶惑不解，最后揭盅之时，我们才知道那些构造体到底意味着什么，费米悖论也因此有了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

作者七月非常会讲故事，他在一开始就直接切入了一段惊险刺激的战斗和一个让人看不透的可怕阴谋。随着层层铺开了一场由悬念牵引的探索之旅，给读者布设了一个又一个让人惊心动魄的谜题：神秘莫测的恐怖组织到底意欲何为？真空光速为什么会突然变快？FAST（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发现的宇宙异常辐射到底预示什么……

这些悬念的核心人物都是曾经的理论物理学家，现在的恐怖组织“萤火”头目汪海成。小说的前五章花费大量笔墨，通过反恐特警们的视角侧面刻画了一个别人眼中的汪海成：他诡秘叵测又十分强大，掌握着轻易毁灭一座城镇的力量，但又无法找到他的真正目的，就像武侠小说里的“魔教教主”一样，神龙见首不见尾。

然而，在第六章正面出场的汪海成却是另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形象：一方面他醉心学术，对新发现的宇宙异常辐射带来的巨量信息，有极强的洞察力；另一方面他也只是芸芸众生的一员，他卑微地暗恋自己的女学生，又像普通小市民一样因为购房纠纷心力交瘁，活得谨小慎微。前一刻还在为一个震撼世界的发现欢欣鼓舞，下一刻却又因为没办法赶走地痞无赖而肝肠寸断，差点被人逼疯。就像《三体》中的叶哲泰说：“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的，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

在知道真相的汪海成眼里，给地球带来巨变的神秘外星信息，其实是套着甜蜜糖衣的危险炮弹，在它炸响之时，整个太阳系都将万劫不复。所以他才组建了“萤火”，想要以个人微不足道的力量，和全世界乃至宇宙中的“造物主”对抗。就像鲁迅先生所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有趣的是，随着剧情悬念层层揭开，当汪海成叛逃创建“萤火”组织头目的全过程终于暴露无遗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促使他最后下定决心自己解决问题的契机，居然又是房子——他自己殚精竭虑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居然通过一点非常规手段就解决掉了。

然而在他学生白泓羽眼里，汪海成“牺牲自己，拯救人类”的计划仍然只不过是一种关起门不愿面对现实真相的懦夫行为。遥远的群星既隐藏着无穷的危险，也是人类真正超脱太阳系，进化成为宇宙生命的真正目的地。

这时候我不得不佩服作者写作立意的巧妙，汪海成曾经需要在“庸常的苟且”和“灿烂的消逝”之间做一道二选一选择题，可是当他选择了“灿烂的消逝”之后，却在白泓羽的提醒下发现，自己为整个人类选择的未来仍然是一条苟且偷生的庸常之路。就像白泓羽大骂的：“老板，我真的不理解，你想要一辈子都当饲养场里的猪吗？永远不知道真相，永远遮住自己的双眼？”

英国作家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讲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观，一种是“仰望月亮”，即为了理想和信念而活着；另一种是“惦记着脚下的六便士”，也即屈从于现实生活的压力。我无法评价究竟哪种价值观更正确，但是对《群星》小说中的思辨还是充满敬意。作者把现实中的庸常生活和宇宙中令人向往的星空放到一起来写，无疑让我这个现实中同样也在为了买房子而心力交瘁的人感同身受。

《群星》的故事很像是一锅科幻大杂烩，涉及到了大量我们常见的科幻元素，既包括无垠的宇宙群星中的费米悖论、暗物质、戴森球假设，也包括地球上的永动机、基因改造、可控核聚变，甚至还有一段涉及到了“克苏鲁神话”。有趣的是，当作者把这些元素组合起来，却产生了不一样的惊奇感，构造了全然不同的宇宙图景，让人惊艳不已。

这让人佩服作者的深厚学养之余，也感到这本书有着深刻的科幻厚度。

不过本书最让我惊叹的，还是小说中精彩绝伦的剧情。作者写了两条主线，一条是反恐情报员罗远视角下的恐怖组织行动，另一条是汪海成视角下的全程真相。两条主线彼此交错穿插，悬念感十足，最后融汇到一起让剧情攀上高峰，从头到尾都有激烈的矛盾冲突，让读者手不释卷。

实话说，我从这本书里找到了当年阅读《三体》的感觉。

现在的孩子们还读诗吗？不是印在语文课本里的那些需要归纳中心思想的诗，而是轻灵飘逸、自由自在的诗歌。更确切地说，孩子们还能欣赏海子、顾城、北岛们那些优美的新诗吗？

我们不妨先聊一下，到底什么叫“诗”——古诗大概率是不会被这么问题的，会被人质疑“是不是诗的”，一般都是新诗或者叫现代诗、白话诗。不过，其实我也不是很懂，即使我读过很多新诗，我也没办法给它一个精准的定义。

跟格律严谨、字数固定的古诗相比，新诗看起来要容易写得多。它既不需要懂得音韵节律，更不需要词义对仗，每句话可长可短、可咸可淡。新诗的主题也很自由，可以叙事，可以抒情，也可以说理，可以说是全无限制。怪不得有尖酸者说：“只要你有一个回车键，你也可以当诗人。”

实际上，确实有很多所谓的“新诗”，除了回车换行之外，真的跟平铺直述一句话没多少区别——比如著名的“梨花体”，比如几年前被微博群嘲的诗人乌青。这说明我们尽管不知道什么叫诗，但至少大多数人有一个模糊的感觉，知道这玩意儿不叫诗。

《一个人来到田纳西》（作者赵丽华）

毫无疑问

我做的馅饼

是全天下

最好吃的

我们再看另一首诗。

《月光》（节选，作者海子）

今夜美丽的月光你看多好！

照着月光

饮水和盐的马

和声音

无论你懂不懂诗，都会觉得这是好诗。同样是感叹句，同样是不押韵，为什么海子的诗就好，赵丽华的“诗”就被人嫌弃？你可能会回答我，因为海子的诗有“诗意”、“诗味”。那到底什么才是“诗意”，多少钱能买一斤？谁都说不出来。写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到底“诗”有没有一种壁垒森严的“界限”，一旦超过了某条红线，就会被诗的王国驱逐出境？

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恐怕是没有的。仍以赵丽华的诗为例，她另外一首《月上西楼》，看起来也是简单的生活拼贴再加上换行键，但确确实实是有诗意和诗味的——即使它不见得是首好诗，但读者大概也没办法像直接否定《一个人来到田纳西》一样，认为它不算诗。但是，这首《月上西楼》和《一个人来到田纳西》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我找不到，也说不出来。

《月上西楼》（作者赵丽华）

我坐在阳台上搅豆豉

白衣素手

整个阳台都是

酵发黄豆、鲜花椒、杏仁、花生米

和西瓜汁的味道

有仙女的味道

有月亮的味道

这就把我们逼进死胡同了，只要一位诗人坚持认为自己写的是诗，那么我们很难从概念上否定他。

我们可以说诗应该任想象力飞驰，但是没有想象力的也不能说不是诗；我们可以说诗应该有韵律美，但是韵律不美的也不能说不是诗；我们可以说诗应该用朦胧梦幻的意象，但是不朦胧不梦幻的也不能说不是诗；我们还可以说一首诗应该带给读者惊奇陌生感，但是这同样无法成为诗的本质界限；我们还可以说，诗应该有诗意或是诗味，但是到底有没有，谁也说不清楚。

毕竟散文有优美的也有很差的，小说有好看的也有难看的，总不能说一个人写的诗不好听、不好读，就给“开除诗籍”吧。甚至于，即使我们用最学院派的诗歌理论，也很难否定一首诗“真的是诗”。我当年就见过有诗歌评论家，给《一个人来到田纳西》写过一段很长的评论，告诉我们为什么它是好诗。

要知道，现代诗这种东西，本来就是突破界限、创新尝试的产物，甚至可以说。创造新的体裁，本身就是新诗的本质属性之一。说到这里我不得不再次cue一下北岛老师，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过一首世界上最短的诗，至今仍然保持着吉尼斯世界纪录：

《生活》（作者北岛）

网

这首诗如果是今天才写出来发在微博上，恐怕一定会引发一大片“草”来转发。能够用一个字极尽简洁地写清一个天大的题目，又极其优美炫酷，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这是一首好诗，谁都无法否认北岛的诗才。但是它又极度惊世骇俗，跟我们熟悉的那些诗完全不一样——甚至比“梨花体”还要惊世骇俗得多。

说到这里就彻底进入了玄学的领域，一首诗到底是好诗还是坏诗，甚至算不算“诗”，应该如何判断呢？我只能说，一靠直觉，二靠体验。如果你读一首公认的好诗，却读不出哪里好，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你对诗的意境不敏感，二是你读过的诗太少。

如果你也想跟我一样尝试了解新诗，不妨读一下北岛主编的这本《给孩子的诗》，虽然书名是“给孩子”，但实际上这是一首囊括了外国经典和中国新诗精华的大合集，里面选的诗都是北岛认可的“好诗”。最特别的是，为了不给读者先入为主的印象，让每位读者的想象力飞驰，这本选集里面每一首诗都没有解读和诠释，一切都要靠自己领悟。

2020年初，我作为嘉宾参加《天下刀宗》的实体书首发仪式的时候，现场一位读者提了一个灵魂问题：“武侠小说应该更重视‘武’还是‘侠’？”之所以说是“灵魂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从金庸古龙的时代就在被反复提出，一直贯穿了整个武侠小说史，直到今天武侠已经衰微没落的时候，还在被很多人提及。

因为时间紧张，我当时长话短说回答道：“武侠小说应该更重视‘武’，因为抛开了‘侠’字还能称为武侠小说，但如果抛开了‘武’，就不是武侠小说了。比如说刘慈欣《三体》中的罗辑就是一位典型的侠客，但是《三体》显然不是一部武侠小说。”

我这样当然只是图省事的做法，要想辨析这个问题，一两句话很难说清楚，甚至直到现在两种观点都还不好说到底谁占了上风。所以今天我也不打算去讲这个很得罪人的问题，而单纯从“侠”字本身去说开去，谈论一下到底什么是“侠”。

《说文解字》注释里面讲，“所谓权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侠的原意跟我们现在的理解相去甚远，是指那些辅佐贵族大人物并被他们驱使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春秋战国时期那些贵族豢养的，精神比较自由的帮手。比如说李白《侠客行》中用大铁锤杀死晋鄙，帮助信陵君窃符救赵的侯生和朱亥，就是最原教旨的“侠”。“侠客”最初实际上就是指那些给人当门客的侠士。

然而随着时代变化，“侠”的意义也在不断变化，那些被大人物招纳的侠客们虽然各不相同，但总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比如说他们一般都不愿意安于规矩，做一个普通人；比如说，大多数都不在意什么法律规则，行事较为偏激；比如说一般都不太在乎自己的生命，更加重视承诺。所以战国的韩非子才说“侠以武犯禁”。并不是侠都依赖武力，但是依赖武力欺压他人的侠，实在不算少。

到了秦汉时代，解除了大分裂的贵族政治之后，靠察举而非血统代替皇帝统治这个国家的“官僚”，渐渐成为了权力的中心，以前那种侠客渐渐没有了生存的土壤。但是又出现了另一种“暴豪之侠”，也就是地方上有钱又没有官位的土豪，靠自己的影响力控制一方，充当正义的化身。比如说著名的大侠郭解、朱家都是这类人。

毫无疑问，这些身在体制外又极有权势的人会招来朝廷的敌意，但也会让那些本身就对政局不满的人热情赞颂。司马迁在《史记》里面，给这些大侠画了一张画像：“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意思是说，这些人虽然会触犯法律，但是极有人格魅力，严守承诺、扶危济困、不顾自身安危。大概也正是从司马迁这里开始，“侠”和孟子提倡的“义”才合流成为了“侠义”。

总体来说，从春秋战国到宋元明清，“侠义”之辈是从社会上层逐渐过渡到底层的。战国时期贵族阶层的“四公子”还颇有侠气；隋唐时代仍然有一些名臣名将出身游侠，但是到了明清之后，侠义就已经几乎只是民间秘密结社的专用词，卿相之侠逐渐过渡成为了布衣之侠。一直到晚清时节，才有“鉴湖女侠”秋瑾等革命义士重新擦亮了“侠”这个历经千古的名号。

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说，“侠义”恰好是“官僚”的反义词。一个人有侠义精神就意味着他会无视法律程序和规则，主动去承担不属于自己的责任；而官僚却想尽办法在程序范围内偷懒踢皮球，把自己的责任择出去给别人。

但是这里的“侠义”与“官僚”并不是指历史上的大侠本身和官员本身，而是从他们的行为伦理中提炼出的精神内涵。真实的侠客或许只是凭借武力欺压良善的地方土豪，真实的官僚也可能是造福社会的栋梁，但是这并不影响后人受到“侠义精神”的激励，重然诺、轻生死、扶危济困、赴汤蹈火，同时鄙薄敷衍塞责、阳奉阴违、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官僚主义作风”。

当世道清平、国泰民安的时候，保障所有人生命安全的应该是法律制度和道德准则。但是当“朝堂之上，朽木为官”的浊世到来，法律蒙羞之时，那些藐视权贵，愿意为了平民百姓一怒拔剑的侠士，就成为了受欺压、受迫害的普通人最期盼的对象——这也是侠义精神的进步意义。

近代以来的武侠小说中写到的真正侠客，大体上都是遵循了“重然诺、轻生死、扶危济困、赴汤蹈火”的侠义精神，直到金庸先生写《神雕侠侣》中的郭靖，才把侠义精神的内涵和外延扩展成为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让“武侠”的世界变得更为宽广浩瀚。

然而，金庸先生实在太强了，他凭一己之力把武侠小说的文学性和艺术性推高到了顶部，后人再写武侠小说，就必须另辟蹊径。古龙笔下的楚留香和陆小凤写得都很像是西方小说里的侦探，黄易笔下的不少人物甚至已经毫无侠味，到了网络时代，《缺月梧桐》中唯一一个“传统侠士”也死无葬身之地，如同被秃鹫们吞食的猛兽。但是，我们能说这些不再写“侠”的小说就不是武侠小说吗？显然不能。另一方面，侠义精神又不是武侠小说里的人才可以拥有，《诡秘之主》第二部中的克莱恩，面对邪神降临时不逃不避的一腔孤勇，也毫无疑问是中国人独有的侠义精神——所以《诡秘之主》是一部武侠小说。

最后再说回《中国游侠史论》这本书，其实我觉得作者的序言和最后一章总论写得非常好，讲得很透彻，但是中间的内容并不是太好，作者事无巨细地罗列和梳理了中国历史上那些跟“侠”字沾边的人物，但是罗列太多而分析不多，感觉有点像流水账，但是史料挺多，拿来解闷也是不错的。

读本书之前，我也读过很多关于明朝历史的书，其中既有通俗有趣的《明朝那些事儿》，也有带点学术意味的《万历十五年》，但是这些作品视角所关注的，大都是历史上那些光彩照人的“名角儿”，那些历史传记中能找到名字的精英。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固然精彩，但是如果以为历史只有一台台名人唱的大戏，那你就错失了更加生动有趣的故事群落。就像只看到最高大的几株树木，却忽视了葱茏而广袤的浩瀚森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马伯庸的新作《显微镜下的大明》。在这本书里，作者为我们描绘了大明王朝基层社会中的芸芸众生，用六个根据明代真实档案资料写作的故事，为我们揭开了两百多年前普通老百姓们生活的一角，展露出最鲜活又最动人的人间往事。

前面的三个故事都发生在南直隶下辖富庶而文明的徽州府，时间跨度大致是从嘉靖初年到万历末年，正是大明中期江山稳固的时代。某种意义上讲，三个故事中的徽州府就是大明王朝这尊巨人身上最为典型的“细胞切片”。三个故事中涉及到的人物从没有文凭的小文人，到没什么势力的普通富农，最高不过是只在史册上留下名字的路人甲知府、县令。在这本书里我们看不到让人热血沸腾的金戈铁马，也没有险象环生的朝堂争斗，但就是这一连串发生在徽州的“琐碎”故事，却彻底暴露出了大明王朝脆弱的基层统治能力，为其几十年后的轰然倒塌埋下了伏笔。我们读懂了这三个故事中蕴含的基层治理逻辑，也就搞懂了整个国家政权的运行模式。

对一个基层政权来说，最重要的核心任务大致上有以下几个方面：保持治安稳定、规范执法、征收赋税、弘扬文教等等。《显微镜下的大明》中的前三个故事便围绕着这几个核心任务展开。第一个故事“丝绢案”，讲的是徽州府各县关于一桩赋税旷日持久的扯皮，第二个故事“婺源龙脉保卫战”，讲的是县一级政权和普通百姓们猫抓老鼠般的争斗，而第三个故事“杨干院律政风云”则讲的是明朝的基层司法体制。

这三个故事环环相扣，由表及里，彻底暴露出了明朝最核心的问题：基层治理上的混乱和失序。这种失序发生在州府与县城之间，如“丝绢案”中，徽州府分裂成了歙县和其它5个县的两大阵营互相攻讦，作为上级的知府却对愈演愈烈的属县矛盾毫无办法。

这种失序也发生在官府和普通百姓之间，“婺源龙脉保卫战”中，本来已经形成了法规政策的山岭保护计划，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推行下去，甚至已经形成了固定制度的优良措施，也会随着时间消磨而逐渐失效。

这种失序更发生在人与法律之间，“杨干院律政风云”中，一个小小的僧人“都纲”都能花样百出地玩弄法律于股掌之上。贪赃枉法、胡乱判案甚至草菅人命，在这个案子中，一系列的法律漏洞都暴露无遗。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最后案件的解决，靠的居然是嘉靖皇帝的小小私心，这实在是法律的尴尬。

不管是财赋、法律还是治安，归根到底是基层治理的问题。作者在做完充分的铺垫之后，顺利成章地引入了第四个故事，也是本书中最具历史沧桑的一段故事：黄册档案库的兴衰。所谓“黄册”，是明太祖朱元璋发明的一种人口登记簿，其中对全国的人口按所从事职业进行详细的造册登记，包括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等。在朱元璋的如意算盘中，凭借每隔10年更新一次的黄册，大明朝廷就能准确知道每一户百姓的生活状况，不管是征收赋税还是徭役都不再是难题。

朱元璋把黄册档案库看作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工具，建立了一系列铁腕督造、查验和维护制度，让“黄册”成为了天下臣民心目中最为神秘而权威的数据库。然而随着时光的侵蚀，原本坚硬如铁的黄册管理制度也慢慢崩解出一道道裂口，长出一片片锈痕，在大明王朝灭亡之前百年就已经彻底失去了效用。那么到底是什么让这一朱元璋精心设计的制度，变得朽烂不堪呢？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地方上的实际统治者，也就是那些乡绅富户们并不愿意看到朝廷掌握第一手的真实民政资料。只有当数据不透明，一团糊涂的时候，他们才方便从中牟利。作者在书中介绍了许多利用户籍制度漏洞牟利的方法，总之就是一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当朱元璋施展铁腕统治的时候，他们不敢造次，等到后来朝廷重视程度稍差，这些“老江湖们”便肆无忌惮地拖延瞒报甚至故意破坏，最后把黄册变成了废纸。

另一原因来自于黄册管理者们身上，最初的制度设计考虑得再周密详细，也难以抵挡人性的贪婪和懒惰。不管是负责核查的监生们，还是负责晾晒维护的小吏，都对自己日渐繁重而又没有报酬的管理劳动十分不满，于是他们开始探索敛财之道。当然，黄册制作过程中的繁重成本，最后也都变本加厉施加到了老百姓们的头上。直到明朝灭亡，这一可怕的负担才得以终局。

黄册档案库的故事虽然与前三个故事在地域范围和时间跨度不大相同，但我们细究之下就会发现，它写的依然是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失序，我们从这冰山一角中可以再一次窥见大明王朝的病入膏肓。正如作者所说，在明朝本就不够健康的病躯上，趴着密密麻麻的寄生虫吸食血肉，久而久之，寄生虫们越发肥大，明朝的躯体却变得更加脆弱不堪，最后所有疾病一起爆发。

马伯庸把《显微镜下的大明》中揭露出的明朝积弊概括为“繁荣性坍塌”，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天下安定繁荣，一片欣欣向荣，但在繁华的掩盖下，却是一个正在因为失去秩序而日渐坍塌的社会。

从源头上说，本书中选取的故事全都来自于历史专家们的学术研究。但因为这些学术文章有一定的阅读门槛，学术界又不是很热衷通俗化分享，所以一直“藏在深山人未识”。马伯庸可能是最早意识到学术论文里面藏着大量宝藏的作者，他阅读理解那些学术资料之后，再用自己的精妙文笔把大众看不懂、不愿看、会睡着的内容写成非虚构体的小说，或者说“报告文学”，让普通人也可以了解历史研究的精微奥妙，可谓是功德无量。

读完《生吞》这本小说之后有两三天不舒服，一闭上眼睛就看见黄殊袅袅婷婷地走进教室，我像小说中的视角人物王頔一样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看着她，心里的惊喜炸成一朵烟花。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无尽的难过，因为那个仿佛集齐世间所有美好的女孩子，被生活生吞活剥了，一点残渣都没留下。

书封推荐里称其为“中国版《白夜行》”，大概是觉得黄殊和秦理这对少男少女在黑暗和残忍中互相扶持成长的境遇有一点像亮司和雪穗。但跟通篇残酷偶有温情的《白夜行》相比，或是跟另一位东北作家双雪涛的悬疑小说《平原上的摩西》相比，《生吞》中的感情都要饱满、浓烈和灿烂很多。抛开黄殊和秦理若隐若现的青春爱恋不提，他们俩跟王頔、冯雪娇在患难中结成的友谊也并不全是虚假，而冯国金与小邓的战友情就更让人动容。

小说写法很独特，有两条叙事线索。一条是“我”也就是小说人物王頔的视角，讲他记忆中最深的青春，从小学六年级到初一，以及回忆中那些最重要的角色：黄殊、秦理、冯雪娇、高磊。另一条视角人物则是冯雪娇的爸爸冯国金，一位尽忠职守、坚韧不拔又心存温情的公安刑警队长，他在十年前侦破了一场少女奸杀大案，亲手抓获了凶手，然而十年之后又一场跟当年一模一样的奸杀案突然发生了，冯国金和他的战友们再次踏上征程。

这两条线索的交织点正是黄殊，因为她就是十年前被人奸杀抛尸的受害人。她虽然死了，但也把美丽变成了永恒，永远活在了王頔、冯雪娇、高磊的心里。王頔后来一遍又一遍地回忆起他们五个朋友当年的青春往事，一遍又一遍咀嚼那青柠檬一般酸涩清苦的味道。但是有些人永远都不在了，也有些人永远都不再拿他当朋友了。

虽然说两条故事线并行不悖，但是很明显，王頔的青春回忆写得比冯国金的破案要更动人一些——并不是说破案写得不好，而是前者更有生活，更真实可信。后一条线索里面最动人的，反而是那些关于人性的小事，比如牺牲的刑警小邓戴了一顶公牛队的帽子，这帽子是一个姑娘送给她的礼物。

我之所以能够轻易代入这个故事讲述者“我”（王頔）的视角，可能是因为小说有着鲜明的年代感，主要人物都是比我略小两三岁的准同龄人。除了成长环境略有不同之外，他们和二十多年前的我几乎是一样的——比如说升学、考试和竞赛；比如说看到自己暗恋的姑娘，会脸红心跳说不出话；比如说看《还珠格格》，给班里人物对号入座取剧中人物外号。以及，可能也是同样的朴素善良和心底脏污，同样是很容易原谅自己的凡人。

跟平安顺遂长大的我完全不一样的是，小说中那些青春期的孩子们，每一个都有着自己难以启齿的隐痛。在二十年前大下岗方兴未艾的东北老工业基地，人们的生活笼罩着一层灰暗色彩。冯雪娇父母感情不和，王頔家境贫困——但是他们和饱尝生活辛酸的黄殊、秦理相比，仍然算得上幸福。然而正是这两个深渊泥潭中挣扎着长大的孩子，有着最真最纯的灵魂。黄殊的美貌和秦理的天才，与他们的善良真诚相比，甚至不值一提。

“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黄殊死于前面提到的奸杀大案，成了小说中所有人心头的一根刺；秦理则天才散尽，既聋又哑，金玉沦为瓦砾。小说一开篇，我们就知道了这样的“结局”，但是谁也没想到，故事会向着一条无法预料的轨道飞驰，让人魂牵梦绕的的青春往事中，其实隐藏着两场谋杀案的关键证据。

作者郑执实在是太残忍了，他给了小说中最美好的两个人最冷酷的结局——秦理虽然死前已经没有了遗憾，但是一想到他想找的关键证据，就在他眼皮底下放了整整十年，就觉得造化弄人，人间万事皆不如意。

从2011年至今，已有大量的网络小说经过IP化被改编为影视剧作品。在2019年末剧版《庆余年》横空出世之前，由男频文改编的电视剧已经屡遭滑铁卢。无论是连载时广受追捧的《斗破苍穹》《将夜》，还是王牌导演张黎挂帅、顶流偶像杨洋领衔主演的《武动乾坤》，抑或是广受二次元群体热爱的《全职高手》均没有激起太大水花，出品方也损失惨重。与此同时，女频文改编的影视剧则持续风生水起，不管是历史言情向的《芈月传》还是仙侠玄幻风的《花千骨》都吸引了大量观众。于是圈里圈外的几乎所有文娱从业者都达成了一个共识：男频文的IP化是条吃力不讨好的险路。

网络小说出现的初期，并没有男频与女频之分。后来，随着读者群体对小说内容关注点的差别，慢慢分离成了两个几乎完全不同的小说文类。一般来说，女频文主要是由女作者创作、发表在女性读者占主流的平台、并且读者多为女性的作品。男频文的情况则更为复杂，除了男性读者之外，也有大量女性读者阅读。一般认为，男频小说的字数通常更多，往往以百万计，女频小说则相对更短；男频小说往往更加注重大格局的架构和错综复杂的剧情，而女频小说更加注重情感描写。当然，凡事都有例外，男频作者猫腻笔下的男女情感不比任何女频作者差；女频作者Priest笔下的剧情也非一般男频作者可以比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女频文改编的影视剧并不完全对应于“大女主剧”，比如2015年口碑与收益俱佳的古装大男主剧《琅琊榜》，原著就是一部在女频网站上连载，主要面向女性读者群体的典型女频文。与此同时，男频文对应的改编影视剧，就几乎100%都是“大男主剧”了。

可以很容易看出，男频文改编影视剧时有不少先天存在的制约条件。首先，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现阶段在各大视频app追剧的用户大部分都是女性。而她们中的大部分天然就更愿意去看那些以情感纠纷为主线的剧作，而不太乐意去看荧屏上的光影特效或是打打杀杀。这样一来，男频文中最吸引读者的地方就被消解掉了，毕竟论起对人与人关系的描摹和情感的表达，女频文有着无可争议的优势。

另一方面，因为小说字数太多，导演和编剧要用一个月才能通读一遍五六百万的浩淼篇幅，对档期繁忙的“小鲜肉”演员们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有不少男频文改剧都是主创人员连原著都没读便匆匆披挂上阵，只从原著里取用了一个人物设定和世界背景，剧情则改头换面，大相径庭。制作方都没有真的把原著当回事，并不打算理解原著的精神内核，在改编成剧时，对原著大改一通，使其变得更加简洁与鲜活。但是，这样一来也就失掉了利用原著影响力吸引小说粉丝的目的，毕竟读者喜欢的就是原著的剧情，看到自己心爱的小说被肢解和篡改时，多半会“用脚投票”不再为剧花钱。

在吸取了大量IP化失败的教训之后，有不少男频文从业者也看出了症结所在，只有能够挖透原著魅力和爽点的剧本才是影视改编成功的基石。于是有些作者开始尝试亲自参与影视剧改编，比如知名历史类网文作家月关就担纲了其著作“大男主剧”《夜天子》的电视剧本创作，通过踏实细心的剧情梳理，让剧情和人物更加切合电视剧的表现风格。尽管这部剧因为宣传不力没有获得太好的成绩，但是在观众中口碑不俗，豆瓣评分为7.6分，在国产剧中已经实属难得。

《庆余年》的成功，进一步证明由男频文改编的“大男主剧”也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之前的失败只是因为不得其法。首先从选题上讲，制作方选择了猫腻笔下最具悲剧艺术感的小说原著，并且能够理解和尊重书中表达的“自由与平等”信念，让全剧有了不同于其他古装剧的精神内核。不过，该剧的成功也至少有一半功劳要归于“最会讲故事的编剧”王倦。在此之前，他已经连续担纲了《木府风云》《舞乐传奇》《大宋少年志》等作品，无一不是化腐朽为神奇，给公众讲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绝伦又悬疑难料的故事。用微博网友“慕容兔兔”的话说：“王倦擅长从史书记载中攫取只言片语，在历史与想象之间起舞。”

《庆余年》能够吸引到包括陈道明、吴刚、袁泉等一大批国家一级演员参与，绝非偶然，其中最关键之初便在于，该剧有一个认认真真讲故事的好剧本，一个把优秀的网络IP化为己用，踏实用心的制作团队。王倦的《庆余年》改编不但真的吃透了原著，而且能提炼出小说的精髓在何处，还能一眼看出原著的逻辑线和情感爆发点哪里不够好，哪里有漏洞。所以他才能够带着自己对剧情的深刻理解，梳理出一个更让人观众理解、接受和信服的故事脉络。不得不提的还有王倦的人物塑造功力，原著中的滕子京（即剧中的滕梓荆）并没有太多的戏份，与男主范闲的关系也并不像剧中密切，但是王倦把这个小人物演绎成了有血有肉的大配角，并用他的死赚到了大量观众的眼泪。剧中的其他人物，如贪财吝啬的王启年、聪明伶俐的范若若、威严阴沉的陈萍萍等人性格特质均从原著中来，但是又都不同程度地获得了升华，更受观众的欢迎。

相信《庆余年》的成功一定也会带给后来者们深刻的启示，要想真正吸引“爆款”网络小说的读者，把“书粉”转变为“剧粉”，最关键的核心之处就在于能够在最大程度忠实原著的基础上，用符合逻辑的剧情、精良的制作和踏实诚恳的演职员队伍，制作一部令人能够一眼看出原著真正味道的影视剧作品。